南宋抗金名将韩世忠，从拥兵权到罢兵权，其中经历了什么？
一、大将拥兵局面的形成
南宋初建，高宗能直接控制的兵力不过1万左右，根本无力抵御兵众势猛的金人侵袭，再加上连年战乱，社会秩序混乱，形成了许多各据一方的抗金及自卫的武力团体。
在这种内乱外患的形势下，高宗只能想法利用这些武力团体的武将，满足于他们表面上的听命，并且迫不得已地鼓励他们招兵扩军，依赖他们抵御金军、平定内乱，以改变宋廷当时飘摇不定的局面。
于是大将拥兵的局面自然形成，并且涌现出像韩世忠这样由出身微贱的士兵因为战功卓著而被擢升为拥有兵权的将领。
除“韩家军”外，当时强大的武装集团还有张俊的“张家军”、刘光世的“刘家军”、吴的“吴家军”、岳飞的“岳家军”，支撑住南宋的半壁河山。
其后，大将拥兵现象日趋严重，台湾学者石文济在《南宋中兴四镇》一文中，叙述了当时宋军主力所在的“四镇”(即韩世忠、张俊、刘光世和岳飞)兵力的增加趋势。
除四川外，建炎元年(1127年)，全国约有10万兵力，四镇总数仅五千余，占全国总兵数的百分之五;到绍兴二年(1132年)，四镇合计13.5万人，占全国17万兵数的百分之七九点四;到绍兴五年(1135年)，四镇约有18万人，占全国总兵数20万的百分之九十。
仅仅8年间，四镇之兵数即从5千增加到18万，翻了36番，其增加之速度，令人惊叹。绍兴十年(1140年)，王之道上书时说:“今日之兵，隶张俊者则曰张家军，隶岳飞者则曰岳家军，隶韩世忠者则曰韩家军。相视如仇仇，相防如盗贼，自不能立功，惴惴然惟恐他人之立功，而官爵轧于己也。”
四大将里，韩世忠、岳飞的军队纪律严明、战斗力强，而张俊、刘光世的军队训练较差、军纪败坏。
四大将在驻扎地拥有相当大的军政、财政和民政大权，而大将之间不团结，正如马端临所说“建炎以后，诸大将之兵浸增，遂各以精锐雄视海内”的局面，这对宋廷的统治构成了潜在的危机。
宋高宗对这一现象并未坐视不顾，只是在绍兴五年以前，南宋的内乱外患频繁，在“守则无人，奔则无地”的情况下，只能依赖这些大将来抵御外侵、稳固政局。
所以，宋廷不断以高官厚禄、土地财物来笼络大将，换取他们对朝廷的忠心，而暂时无法采取强硬措施来强化中央权威。
所以宋高宗曾说:“祖宗创业困难，中兴也不易，中兴又须顾祖宗已行法度如何，坏者欲振，堕者欲举，然大不容易。”可以看出当时高宗对听任大将拥兵是多么无可奈何。
因此，宋高宗时时在寻找着合适的机会，收回兵权，以巩固皇权和赵宋政权。
二、罢兵权的历史必然性
宋朝开国太祖赵匡胤出身行伍，由禁军小校逐步升迁到禁军将帅，本是一员富有军事经验的勇猛武将，因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而占夺皇位。
因此他深知“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的历史教训，认识到作为皇帝，必须牢牢掌握兵权，才能稳固政权，使其长久。
而要牢牢掌握兵权，就必须改革兵制，削夺武将的权力，改变武人左右政局的局面。于是，以“杯酒释兵权”解除功臣宿将的兵权;以文代武的政策解决了藩镇专权问题。
他曾说:“朕今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将一人也。”
因此，宋统治者不仅选择文臣到大藩担任地方长官，甚至险要的边境地带以及重大战争也不愿让武将承当重责。
而文官大多不识干戈，不能胜任指挥作战，所以在与辽、夏、金的战争中，宋军连吃败战、损失惨重，最后只得靠签订屈辱的和议，用纳重币获得边境的短暂安宁。
很显然，过分削弱武将的权力，对于宋代的国防是很不利的。可是，宋朝后来诸帝却仍然遵循这个“祖宗之法”，于是对武将的猜忌和防范，实行以文制武，便成为宋朝的传统国策。
到高宗时期，由于当时现状的需要，大将专兵现象尤为严重，加上苗刘之变和郦琼兵变对宋高宗的刺激，更增强了他执行“祖宗之法”、收回兵权的决心。
宋代的士大夫阶层，在北宋开国以来注重文治、兴儒重教政策的作用下迅速扩大，他们在入仕做官参与国家的管理、从事学术研究的同时，在对历史的反思和探讨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思考中，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主体意识不断复苏和增强，表现出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
所以士大夫们对大将专兵、地方权重的情况感到担忧，提出诸多批评。
大臣汪藻认为:“自古兵权属人，久而未有不为患者，岂不以予之至易，收之至难，不蚤图之，后悔无及耶!……今诸将之骄，枢密院已不得而制矣，臣恐寇平之后，方有劳圣虑。孔子所谓: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须臾，而在萧蔷之内。”
大臣张守在绍兴五年说:“今之大将皆握重兵，贵极富溢，前无禄利之望，退无诛罚之忧，故朝廷之势日削，兵将之权日重。”
胡宏也指出:“夫一胫之大几如腰，一指之大几如股，是以远则四方之兵知有大将而已，不知有主上也，近则诸将之兵知有大将而已，不知有主上也，上之威令不行矣。”
士大夫们除了提出对大将专兵的忧虑之外，也想方设法提出种种削弱大将兵权的方案。
南宋从政权建立时起，就没有抗金的勇气和决心，只想利用屈膝求和的办法来换得金国对自己政权的承认。
绍兴八年(1138年)八月，宋高宗与秦桧计划谋和。宋高宗虽已决计屈膝求和，但又不能不考虑拥有重兵的大将的态度。
于是诏韩世忠、岳飞和张俊三大将到临安，征询他们对和议的意见，以便做笼络和说服工作。
韩、岳二人一向坚决反对议和，而张俊则视宋高宗召见为迎合上意的最好时机，对宋高宗和秦桧的求和活动表示绝对支持，从而成为宋高宗最宠信的大将和秦桧最得力的帮凶。
岳飞明白地表示:“夷狄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谋国不臧，恐贻后人讥。”
紧接着他又上奏说:“不可与和，缘虏人羊犬之性，国事隙深，何日可忘?臣气整兵复三京陵寝，事毕，然后谋河钥，复取旧疆，臣之愿也。”表明了他强烈反对屈膝议和的决心。
而韩世忠的抗金反和言行更为激烈。早在绍兴四年(1134年)十月，韩世忠就利用使金大臣魏良臣(秦桧党人)，使得金兀术中计，缔造了著名的“大仪之捷”。
宋高宗这次召见时，他的态度更加激昂，后来他又连上十多封奏疏，坚决反对与金和议，认为最坏不过是举兵决战，自己愿意到最急要的边区去抗击金兵。
在绍兴八年(1138年)十一月的一次上奏中说:“今正当主辱臣死之时，臣愿效死节，激昂士卒，率先迎敌，期与必战，以决成败。
臣若不克，事势难立，至是陛下委屈听从，事亦未晚。”
绍兴九年(1139年)一月，南宋朝廷正式宣告宋金和议达成。韩世忠对和议十分不满，为了阻碍和议的继续进行，他在洪泽镇设下伏兵，准备挟持将要赴金议事的宋朝使臣张通古等人，结果计谋泄露而未能成功。
同年九月，金朝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夺权斗争，韩世忠见金朝内部发生政变，主张先发制人，乘虚掩击。宋高宗说:“世忠武人，不识大体。金人方通盟好，若乘乱幸灾，异时何以使敌国守信义。”
而不予理睬。但韩世忠仍然不断上奏请求北伐，利用各种机会手段阻碍高宗和秦桧所推动的和议，使得高宗恐慌、秦桧恼火，于是推动和议和收兵权是势在必行了。
韩世忠等大将除了拥有兵力多、素质好、军纪严明的军队之外，还力主抗金，反对和议。
所以宋高宗认为，削除大将兵权和降金议和是两件相互关联且必须同时办理的大事。
此乃“高宗之为计也，以解兵权而急于和;而桧之为计也，则以欲坚和议而必解诸将之兵，交相用而曲相成。”
早在绍兴八年(1138年)，宋高宗就已经计划采用“抚循偏裨”的方式，以削弱大将的实权。
当年岁末宋金议和后，秦桧“欲撤武备，尽夺诸将兵权”，因参知政事李光竭力反对，这个图谋中途暂停。
绍兴十一年(1141年)四月，宋高宗采纳秦桧与其心腹范同的建议，将韩世忠、岳飞和张俊三大将召到临安，一面以盛宴款待，一面宣布韩世忠和张俊任枢密使，岳飞任枢密副使，从任命之日起调入枢密府办公，不再返回各自的宣抚司领兵。
三大将就这样被“名升实降”地剥夺了兵权，前护军、中护军和后护军的番号也被取消了，这是宋朝历史上的第二次收兵权。
韩、岳兵权虽被解除，但他们与部下将士同生死、共患难的亲密关系是不能被解除的。
因此高宗、秦桧深知他们对宋廷的威胁仍然存在，于是秦桧再度以韩世忠作为第一个整肃对象，一是让岳飞、张俊按阅韩军，制造大将矛盾，以支解韩军、强化中央权威;二是利用胡纺制造“兵变”疑案，罗织韩世忠罪状，打击其破坏和议的言行，并借此向其他拥兵大将立威，以达到真正收回兵权、推动和议的目的。
但企图陷害韩世忠的阴谋被岳飞揭穿，再加上苗、刘兵变时，韩世忠曾保过宋高宗的驾，宋高宗心念旧情，从而保全了韩世忠。
可是岳飞却以其言行激怒了高宗、得罪了秦桧、惹恼了张俊，遭到了杀身之祸。
绍兴十一年(金熙宗皇统元年，1141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岳飞父子和部将张宪被冤杀于狱中。
南宋理学大师朱熹说:“诸将骄横，张与韩较与高宗密，故二人得全。岳飞较疏，高宗又忌之，遂为秦所诛，而韩世忠破胆矣。”
韩世忠看出秦桧的阴谋，为免受其害，上书请求辞职，罢枢密使，除太傅、横海武宁安化军节度使，充礼泉观使，奉朝请，封福国公，这年他53岁，退职后，他“杜门谢客”，“绝口不言兵”。
但在岳飞被冤杀时，他出于义愤，仍愤怒斥责秦桧。岳飞遇害后，韩世忠更是心灰意冷，过起了完全的引退生活，直到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63岁去世。
